电影《向阳·花》以刑满释放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为切口，试图通过现实主义手法展现女性力量。影片自上映以来获得不少关注，同时也有题材同质化、苦难叙事审美疲劳的质疑。《向阳·花》通过深度刻画女性苦难来回应“她经济”背景下的观众期待，似乎陷入某种固化的思维模式与创作困局。

苦难叙事的过度消费与审美疲劳

“苦难叙事”是现实题材的一种常用策略，通过“苦情戏”将人物置于各种困境与压迫中，揭露矛盾，激发观众共情。一段时间内，现实题材影片中的不少女性形象曾被苦难所“淹没”，女性被塑造为“纯洁受害者”或“道德殉道者”。而“苦难浪漫化”则使人物容易陷入宿命，从而失去控制自身命运的主动权，其主体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难以体现。

《向阳·花》聚焦“服刑女囚”这一高敏感社会群体，狱中聚集了拐卖、吸毒、盗窃等各类犯罪“议题拼盘”。主人公高月香为筹措女儿的人工耳蜗费用通过裸聊牟利；“黑妹”自小被团伙利用盗窃行骗——残障人士权益、医疗保障、婚姻权益、未成年人盗窃、团伙犯罪链等议题共同构建起两位主人公“极端化生存困境”的背景故事。出狱后，二人面临刑满释放人员难以融入社会的难题。但是，片中底层困境在电影叙事中趋于“猎奇化”堆砌，其呈现流于表面，导致焦点模糊、主题涣散。“男性凝视”裹挟下出现的性暴力情节更加重了影片对苦难和女性过度消费的嫌疑。这样的处理不仅削弱了社会议题的严肃性，降低了影片叩问现实的力度，也容易让观众对同类题材形成惯性认知，甚至是审美疲劳和抵触情绪。

受制于苦难叙事的整体策略，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背负了包括爱女心切的母亲、受到婚姻和家庭压迫的妻子、被不法分子利用的女性、接受改造的女囚、重新融入社会的刑满释放人员等多重身份。然而，叠加苦难符号制造的戏剧冲突，却使影片缺乏对人物动机与行为逻辑的深入挖掘，结果导致人物行为与“人设”产生矛盾，出狱后冒充警察、售卖假酒等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剧情设置非但不能引起观众的理解，反而使得人物自身逻辑无法自洽。片中女性角色的“觉醒”更多依靠外部事件来推动，缺乏来自女性内生动力的思考，最终选择“以暴制暴”来解决矛盾，其实削弱了影片彰显女性力量的主题。

“递糖式”互助的认知局限与矛盾回避

作为现实题材影片的主题深化和社会思考，剧情往往会在揭示矛盾和提出问题后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帮助主人公“解决问题”，完成自我认知或价值实现。对刑满释放群体“道德污名化”的痼疾，是《向阳·花》主人公们“向阳而生”的社会性阻力和结构性矛盾。对此，影片给出了“女性互助”这一解决方案。“女性互助”作为当代性别平权运动的重要口号，既是对抗性别压迫的实践策略，也是重构女性主体性的文化符号。“女性互助”通过联结个体困境，形成对抗压迫的集体力量，其社会意义不仅体现在现实层面的相互支持，也是从个体觉醒到推动社会文化观念的结构性变革。可惜的是，《向阳·花》里的“女性互助”被简化成一种“递糖式”联结。高月香在狱中假装低血糖换来糖果给“黑妹”的情节虽然美好，但情感铺陈不足，缺乏人物动机。“递糖式”互助的局限在于对女性关系的扁平化处理，底层女性在绝境中彼此托底的生存智慧被简化为“哥们儿义气”，以打架、手势等刚性方式表现冲突，忽略了女性力量中更具普遍性的韧性特质，本质上是用短暂的温情掩盖结构性矛盾。

相对的，女监管教邓虹近乎“天使化”的帮扶：自费充值电话卡、持续提供就业资源、帮助摆脱犯罪组织、促成“向阳花合作社”……影片试图通过这种局部理想化去缝合现实裂缝，以寻求艺术表达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但狱后融入社会，强调司法、民政、企业等多元主体协作是否更具有现实意义？

正如“向阳花合作社”有了“向阳而生”的美好愿望和“女性互助”的合理形式，却缺乏扎实的人物内心和情感基础以及更为具体的反抗和深刻反思，片尾主人公们举香共拜关二爷的情景将这种“女性互助”的力度直接削弱为一种“水浒式”结拜的表象，那句“虽然我们命贱”更是暴露了创作者的俯视视角——将苦难作为奇观展示，而非真正理解与共情。这样处理既未能突破男性视角下的性别想象，也未能展现女性互助中细腻的情感流动，最终使互助沦为情节推进的工具，而前文通过苦难叙事辛苦堆砌的社会结构性的深层矛盾，也被悄无声息地转嫁给了个人奋斗予以消解，所有来自底层的生存困境都成为服务“励志叙事”的自我感动。

女性题材的银幕表达与当代转型

女性题材的银幕表达在中国电影史上不乏佳作，女性形象也在时代语境下不断跃迁。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声电影《神女》就深刻揭示了旧社会的性别压迫与阶级矛盾，塑造了一个兼具传统母性光辉与反叛意识的复杂女性形象。随后，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形象在《三个摩登女性》《新女性》等影片中出现。20世纪60年代，影片《红色娘子军》中出现了旧社会受压迫的女性成长为新社会里女性英雄的情节设置。到20世纪80年代，影片《人·鬼·情》中女性开始在特定领域中追求自我价值和艺术成就。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女性意识觉醒，“她经济”蓬勃发展，包括电影《送我上青云》《爱情神话》《我的姐姐》等，越来越多的作品关注女性生活体验，反映女性情感世界，重构女性的银幕表达。仅2024年，就有《热辣滚烫》《灿烂的她》《出走的决心》《乔妍的心事》《好东西》等众多女性现实题材影片上映，探索女性主体性的当代转型。其中，导演尹丽川的作品《出走的决心》解构代际循环中中年女性面临的现实问题；邵艺辉导演的电影《好东西》关注单身母亲在职场、家庭双重压力下的自我证明。这些作品已不再将目光聚焦在女性无法挣脱的苦难泥沼中，开始用更为大胆的文本创新和细腻的视听语言突破传统女性题材影片的叙事框架，尝试通过“去苦难化”“去柔弱化”的多元叙事重构新时代女性的主体性，赋予女性在社会层面的独立性和对个体命运的掌控能力，为女性面对生活困境、实现自我价值和角色认同提供更深刻的思考和更鲜活、更具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反观《向阳·花》，全片最具探索意味的人物和剧情设置正是残障人士“黑妹”的“失语”与“开口”。“黑妹”在误以为高月香轻生的瞬间，本能地发出早已陌生的嘶吼：“莫要想不开！”后面的剧情让我们知道，她并非天生残障，而是困于苦难选择沉默。而那个出于善意打破“沉默”的瞬间，远比姐妹们在面对暴力时抡起的酒瓶有力得多。可惜影片点到为止，并未深入探讨其结构性根源。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妇女节档期，《初步举证》（英国）、《还有明天》（意大利）两部外国女性题材电影佳作引起广泛关注，前者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性别批判，揭露“完美受害者”司法陷阱，象征着女性群体对司法不公的集体质疑，更推动了性别议题的跨国讨论；后者着重历史叙事中的政治赋权，以女性获得投票权为背景，选票作为核心符号，象征女性从家庭依附者向政治主体的转变，其意义超越个体情感，直指公民权的根本性突破。相比这些作品对女性主题的认识深度、讨论价值，《向阳·花》的创作格局不免显得保守。真正的女性主义叙事应展现女性多元的生命体验，女性题材创作需超越“苦难奇观化”与“互助浪漫化”，转向对结构性问题的批判性反思。唯有如此，女性电影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非“她经济”浪潮下的又一场消费狂欢。

杨丰 中国电影博物馆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中国艺术报》2025年4月21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