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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汪洋与电影洗印专家

    

父亲汪洋与电影洗印专家


周从初
文/ 汪林立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在电影制作过程中,胶片洗印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再过几十年,年轻人对胶片这种东西势必更加陌生,甚至不知其为何物,然而,回顾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胶片曾经承载过数不清的传世佳作,也承载过无数电影人的热情与梦想。提起笔,我由衷地想写一写胶片时代的大师——中国著名洗印专家、中国洗印厂厂长周从初伯伯,以及他和父亲汪洋之间的友谊。


父亲汪洋和周从初的相识要追溯到1935年,那时,他们同在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工作,周从初只比我父亲大三岁,父亲汪洋对他的印象却是少年老成,格外沉稳。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在明星公司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休息时,这群青年人常跑到父亲房间聊天,其中,周从初是最不善言辞的一个。当大家为一件事争论得热火朝天时,他总是缄默不语,然而,直至数十年后,父亲始终认为,周从初是自己朋友中数一数二的聪明人。
刚到明星公司时,周从初做的是洗印胶片的学徒工。他爱钻研,擅观察,每个细小的操作步骤都不放过。在埋头干活的间隙,还刻苦攻读专业书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学习与电影相关的知识技能。仅仅用了几个月时间,他就掌握了洗印工作的全部流程和要领,如何配显影液、定影液,底片在各种液体中需要多长时间,胶片在干燥时怎样处理……从业多年的老师傅都对他的技术一致认可,没过多久,周从初就在明星公司的胶片洗印领域独当一面了。
父亲很羡慕他,总是夸他了不起,周从初也欣赏父亲阳光、直率、豁达、开朗的性格,他们经常一起钻研洗印方法和电影技术方面的知识。不苟言笑的周从初总像个兄长般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你要是真心热爱电影,就要全面了解电影的各种知识。”
身旁有了这样优秀的朋友,父亲自然也不甘落后。特别是周从初的那句话,在父亲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他的鼓励鞭策下,一个懵懂无知的年轻人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除了本职从事的美术、制景之外,父亲还认真钻研过摄影、洗印、管理,甚至财务,只要他能接触到的领域,都努力探索,全面吸收。后来,在北影厂担任厂长期间,他之所以被大家称为懂行的管理者,就是因为他全方位了解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很多年后,我们整理父亲的手稿笔记,还找到了父亲当年亲笔记录下的明星公司完整组织构架。那年,他刚满二十岁。
与父亲一样,年轻的周从初也是一位爱国青年,他们一起参加宣传抗日的集会、游行,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先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周从初到延安之后,踏踏实实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参加了吴印咸组织领导的延安电影团,全面担当起影片洗印的任务。战争年代,延安缺水、缺电、缺技术人员、没有洗印设备、没有化学试剂,为了得到可用的材料,周从初多次往返西安自己寻找购买。影片洗印偏偏是一项技术性强的工作,对环境要求尤为苛刻,在那种艰苦条件下,要想完成一部影片的洗印,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拍摄纪录片的胶片绝大部分是苏联给的,十分珍贵,不允许浪费一尺。拍摄完成的胶片,全凭周从初单人只手,一尺一尺地手工操作完成洗印,从未出过任何纰漏。拍摄纪录片《南泥湾》时,电影团根本没有底片,整部片子都是用正片进行拍摄的。为了解决用正片洗印这个难题,周从初一开始就坚持亲赴现场参加拍摄。在洗印过程中,他更是开动脑筋,一遍又一遍地尝试,实验并调配出不同配方制剂,终于找到了适合正片洗印的技术方法。就这样,摄制人员一边拍摄,周从初一边洗印。在昏暗的房间中,他用自己的双手将正片洗出了最好的质量,电影团的同志们都十分佩服他这种克服困难,追求完美的精神。当电影团为中央领导放映影片《南泥湾》时,吴印咸团长特意汇报了当时拍摄和洗印整个影片的全过程,周从初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洗印技术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在延安电影团工作期间,尽管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周从初还是出色地完成了近二十部纪录片的洗印工作。
周从初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在完成电影团的工作之余,他拿起照相机,拍摄了大量延安学习、生活、劳动、开会、幼儿园、中央领导做报告,以及文艺演出等不同题材的照片。据统计,他和战友们共拍摄了一万多张真实记录延安生产生活的照片,为中国革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一时期拍摄的照片曾拿到香港展出,香港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前来观看。在观展之前,大多数人脑子里的延安是一个根本无法长期生存之地,都为延安军民捏着一把汗。观看展览后,一个朝气蓬勃的延安直观地呈现在他们眼前。在那里,中央领导在艰苦环境下指挥战役,热血青年抱定抗战的决心跟着党走,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无疑使香港及广大海外侨胞对共产党建立的新兴政权有了初步的信心。照片在港展出期间,宋庆龄也亲自观看了展览,并对摄影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父亲口中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周的本事不一般,他是敢于创造奇迹的人!”这句话,从后来的很多事情中得到了验证。解放前,我们国家从未自行生产过电影胶片,解放区也没有条件从国外大批量进口胶片,所用胶片不是靠苏联给的,就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战争期间,经常要拍摄纪录片,对胶片的需求量很大,于是,研究制作“再生胶片”,成为了一件异常紧迫的事情。
1946年,周从初和田方、袁牧之等延安电影团的同志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委派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生产出“再生胶片”。
在此之前,专门从事洗印工作多年的周从初,连听都没有听过“再生胶片”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脑中完全是一片空白。父亲汪洋那时正好也被聂荣臻司令派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为筹建华北电影队选择器材设备,他和周从初久别重逢,两位老朋友互相问长问短,总有说不完的话。当他们谈及近期的工作时,周从初把积压在心中的烦恼一股脑讲给了父亲。父亲一向积极乐观,却也感到研究再生胶片是件棘手的事情。他想起东北电影制片厂里还有几位留下不走的日本技师,便鼓励周从初与他们多沟通。父亲陪周从初走进东影厂片库,那里有落满灰尘的胶片盒,堆积如山的零散胶片,那都是满影用过的旧胶片。父亲指着这些废弃物资,兴奋地说:“老周,如果你要是能把它们都回收再利用,这些垃圾就变成金山啦!”在父亲的鼓励下,周从初建起一个简陋的小实验室,先从清洗废旧胶片着手,为研制再生胶片做准备。父亲还和他一起去图书室,翻阅了大量技术书籍。组织上为了支持再生胶片的研究工作,又为周从初配备了几位懂技术的同志,他们一边学习,一边进行实践。为了防止胶片跑光,他们终日在昏暗的房间中不停地做实验,失败了再重来,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十次、一百次、二百次……同志们的手被化学药品烧伤,衣服被腐蚀,视力不断减退,但他们从未退缩,几百次实验下来,终于用废旧的胶片制作出了底片。周从初并不满足眼前的一点点成绩,又着手搞正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生产出了再生胶片。他们先用这些胶片在东影厂内试拍了一些空镜头,然后,又试着用新的配方进行洗印,这样反复多次,终于大功告成,而且效果不错。再生胶片就这样在周从初的手中大量生产出来,一盘盘再生胶片送到了前线,送到了最需要它们的地方,解决了胶片紧缺的问题,同时也填补了我国电影胶片生产的空白。他们的创举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周从初却始终表现得谦虚而淡然。
建国之后,36岁的周从初风尘仆仆地从东北电影制片厂来到北京。他先到电影局报到,袁牧之局长从明星公司,到延安,又到东影,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很了解周从初的能力,下达给他的任务就是筹建洗印厂,还一再向他重申现阶段洗印工作的急迫性和重要性。父亲得知周伯伯调到了北京,更是高兴异常,特地跑到电影局去见他。于私,他们是多年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久别重逢自是人生的一大喜悦;于公,新建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纪录片、科教片,同时也在着手故事片的制作,原来老中电三厂,虽然也有一些洗印工人,毕竟人力单薄,根本无法满足那么大的影片出产量,周从初的到来,有望为电影的大量拍摄铺平道路。
老友见面分外激动,父亲拉住周从初的手说:“老周,我们可就等你了,你是专家!我们目前已经拍出了不少片子,洗印厂若能早日落成开工,可是我们北影厂的一大福音啊!”周从初笑呵呵地打趣父亲,说:“汪洋,都当厂长了,怎么还不改以前的急脾气?”这话也是有道理的,当时,洗印厂连厂址还没选定,就谈到洗印片子,确实操之过急。更何况,周伯伯刚到北京,无论如何也应该调整休息两天,然而,老朋友的一句话,却让他一分钟也等不下去,行李还没打开,就着手干起了工作。他一边积极寻找厂址,一边弄了个临时房间,铺开摊子进行试生产。那是电影局的一间小平房,在那里,周从初先洗印出少量16 mm的黑白影片,然后,把一些老故事片用16 mm胶片洗印出来,随后,就开始了纪录片的洗印。电影局的领导看到他这种以工作为先的精神,也非常感动。不久后,电影局领导帮忙在西四石老娘胡同找到了一处地方。这是一片很大的院子,一幢三层小楼矗立其间,楼里房子不少,不远处还有棵老槐树,然而,这个院落终归荒置太久,早就成了一片废墟。谁知,周从初看了却很满意,于是,洗印厂正式挂上了牌子。周从初被任命为第一任厂长,他带领四十八位同志,在这简陋的院子里,掀开了新中国电影洗印事业的新篇章。
起初,洗印厂条件简陋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水电设备需维修改造,专业洗印设备则全靠自己动手制造。同志们不怕困难齐心协力,一切从零开始,在这里踏上了艰难的创业历程。五十年代初期,周从初已是国内闻名的洗印专家,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他仍带领全体职工,不断学习新知识和先进的洗印方法,把小院里的洗印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父亲所在的北影厂在新街口,两厂离得很近,北影厂会随时把新拍出来的纪录片、故事片、科教片送到周从初厂长手中。洗印厂总能及时高效地完成洗印,以便各级领导最及时地看到新生产出来的样片。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录片,如《百万雄师下江南》《中国人民的胜利》《保卫世界和平》等,都是从洗印长简陋的小楼走出来与观众见面的。洗印厂在西四石老娘胡同度过了最初,也是最艰苦的四年,之后迁址。如今,院子早已物是人非,只有老槐树依然站在那里栉风沐雨。
1954年,电影局组织赴苏联实习团,由父亲汪洋担任团长,周从初作为洗印专家被选入出国名单。上海电影制片厂派来的同为洗印专业的王雄,那会儿还是个刚刚二十岁的毛头小子。一到团里,他就迫不及待地拜周从初为师,周从初也非常喜欢这个富有朝气的好学青年。此次,赴苏联学习,两人被赋予了极其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全面掌握彩色影片洗印的过程。在去往苏联的路途中,父亲经常拍着王雄的肩鼓励他:“这回你们的任务不轻松,所幸你有一位好老师,他可有几十年洗印经验。你年纪轻,记忆力好,俄语也好,你们一定要把苏联最先进的洗印技术全学到手!”
在苏联的学习每一天都紧张而充实,周从初带着王雄更是不敢懈怠半分。周从初虚心求教,不眠不休地学习着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用心研究彩色胶片和黑白胶片在洗印方法上的不同,甚至还参加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洗印车间实习。一年多的学习中,他们在业务上有了突飞猛进的飞跃。期间,父亲和周从初的接触比以前更频繁,他们常坐在一起谈心,聊学习体会,聊中国的洗印事业应当如何发展,聊中国电影的未来。
从苏联学成回国之后,周从初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洗印北影厂拍的彩色故事影片《祝福》,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献礼影片。接到任务,周从初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先与摄影师钱江商量,拍一些空镜头和人物的定妆镜头,他和王雄用这些试着洗印,来测试显影用的时间和定影的时间,逐步消化在苏联学到的东西。开始时,因为没有足够多彩色影片的洗印经验,他们工作起来缩手缩脚,过分小心,洗印出来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可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便于共同钻研探讨业务,周从初和王雄索性搬进了洗印车间,轮流看守显影效果。不久之后,他们摸索出,显影药剂用量比例是问题的关键,他们又多次翻阅学习笔记,不停地探索,经过几周时间终于掌握了洗印彩色影片的规律。当《祝福》的第一批空镜头样片送到父亲汪洋手中时,剧组上下特别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成员都异常兴奋。父亲看着因熬夜工作而日渐憔悴的周从初和王雄,心疼地说:“你们实在是辛苦了!能把彩色胶片洗印出来,就证明你们在苏联的学习是卓有成效的!”周从初则催促父亲:“快看看样片,提提意见。”看过样片后,父亲和摄影师钱江都很满意,他激动地对大家宣布:“我们中国终于可以独立完成彩色影片的洗印了!这是一个里程碑!老周、王雄,你们功不可没!”
北影厂请来了文化部部长夏衍和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看样片,提意见。父亲汪洋对两位领导说:“周从初在30年代就搞洗印,他是个工作狂人,这次,他们又从苏联把彩色影片洗印技术带了回来,还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不断钻研创新,不愧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洗印专家!”夏衍部长很赞同父亲的说法,对周从初和王雄大加夸奖,说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圆满完成电影《祝福》的制作工作之后,洗印厂在周从初的带领下,又洗印出了纪录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等一大批彩色戏曲片。这时,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的彩色影片洗印技术日趋成熟了。
国产彩色洗印工作走向正常以后,周从初并未满足现状,他又开始研究“三原色染印法”,这是一项新的洗印革命,用这种方法在操作上更加简便易行,洗印出来的影片色彩更鲜艳,且不易褪色。当然,他的三原色影片还是用北影厂的片子来进行实验。当他把想法讲给父亲听时,父亲的回答是:“老周,我信得过你,你大胆实验,只要为工作,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你!”果然,用这种方法洗出的彩色影片色彩饱和度更高,审片时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很快“三原色染印法”就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起来。
这件事还惊动了中央领导,朱德委员长曾亲临洗印厂,观看了用这种方法洗印彩色影片的全过程,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和周从初同志拍摄了合影,这在当时也是轰动电影界的一件大事。按常理,人人都会将这样的合影放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听父亲说,周伯伯却一直把它珍藏在箱底,就连他的孩子们也很少见到这张照片。周从初就是这样朴实无华的一个人,看淡荣誉,从不炫耀。
文革后,百废待兴,电影事业尤其亟待发展,历经了十年浩劫,国家并不富裕,周从初决定自己开动脑筋,寻找出路,为洗印厂的生存发展、设备革新筹措更多的经费。说起来,这无疑又是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他计划将全国各个洗印厂、照相馆的废旧定影液进行回收。当他将这个建议在厂务会上宣布时,全厂没有人能理解其意义所在,并认为实施起来颇为困难。仅北京就有上千家照相馆,把废旧的定影液从一家家照相馆收集起来谈何容易?但周从初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意见,还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开辟出一个新车间。当全国各地照相馆中一罐罐、一桶桶废旧定影液被回收到洗印厂时,周从初率领人员,用自己琢磨的方法,将其进行化学处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回收、沉淀、加工处理,新车间里堆满了白花花的银锭。此时,大家都对周从初心服口服,认为他就像一个魔术师,有一双点石成金的手。周从初将这些白银送到银行,换回资金,解决了洗印厂当时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这也解决了全国洗印厂废料无法处理的难题。这个变废为宝的行为,更是前瞻性地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周从初是上海人,父亲汪洋非常敬重这位老专家,常说:“周从初的头脑和个性,完全体现出了上海人的聪明、细致、爱钻研、敢创新的那一面。”在管理方面,周从初伯伯也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惊人的气魄。他在洗印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几十年,身上有学者的严谨和军人的坚毅,他治理之下的洗印厂,不断地涌现出新工艺、新技术,同时,也为国家电影事业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他还带领着中国洗印厂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成为亚洲第一大厂。
在日常生活中,他更是一个颇具情趣的人。文革期间,在干校闲暇无事,他就自己动手制作毛主席纪念章。先找来废旧的透明塑料,切割成所用的大小,再找一些当时印刷的彩色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头像,裁剪成合适的尺寸,放在塑料夹中央,然后,用一个小背板粘紧,用细钢丝在背面做成个小别针,一枚毛主席像章就做好了。这些像章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非常精致。他曾送给父亲几枚,父亲一直都当宝贝一样珍藏着。
周伯伯年轻时就喜欢听民乐。过去用收音机来听总觉得不过瘾,后来,他自己买了台录音机,又买了大量空白录音磁带,将收集到的近两千首民乐,录制成了近百盘磁带,每盘磁带上都认真标明了乐曲的名称、演奏者。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捧起一杯清茶,边品茶边闭起眼睛来欣赏民乐,享受那份生命中的安宁与和谐。周伯伯还喜欢钓鱼,从第一线退下来以后,他常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湖边垂钓。每次,他一出手,总能满载而归,钓到的鱼不但多,而且又肥又大,这其中的秘密全在他的独家秘制的鱼饵。作为周伯伯的老友,每每提及这些事情,父亲总是赞叹:“老周可不是一个枯燥的人,他拥有自己的小天地!”周伯伯一生把名利、地位、金钱看得十分淡泊,在他心中,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他的徒弟王雄也是上海人,在几十年的共同工作中,王雄不仅从周从初身上学到了电影洗印的专业技术,更学会了谦和、低调和不争名逐利的美德。
将近百年的胶片时代落下大幕,胶片洗印早已被数字技术取代,然而,中国电影毕竟经历过胶片时代的繁荣景象。人们不会忘记当年的洗印厂,也不会忘记周从初,他在中国电影史上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一位难得的电影技术专家、摄影师、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中国电影洗印事业的创始人、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电影洗印事业;他的一生记录着、铭刻着、见证着中国电影洗印事业从小到大的辉煌。他是我们尊重的一代电影洗印宗师。

(汪林立系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汪洋之女)
(部分图片由汪林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