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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我可能正“生逢其时”

    

 

访谈整理/覃柳笛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王小帅导演的作品《十七岁的单车》《青红》《日照重庆》等都曾在国际主流电影节上获得关注和殊荣。然而,他的电影在国内市场“从没经历过好的时代”,他这样告诉记者。

他的新作《闯入者》被认为是其情节性最强的作品,有浓重的心理悬疑元素。基于对作品本身的自信和此前一些文艺片如《归来》《白日焰火》的成功,王小帅对该片的市场抱有良好的期待,但结果却遭到排片和票房失利。

王小帅更像当下电影市场的特立独行者,他说:“在这样一个电影市场上,有我这样的不合时宜者才有趣。”与其说在下一部作品中改变自我,王小帅更呼吁未来市场的多元化,“还有其他更广阔的人群呢!”

 

 

问:《闯入者》上映第一天,您为什么写那封“公开信”?

王小帅:我并不是要求什么,但是当我们的电影面对这个局面,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这里面有多方投资人,他们在为中国电影道路的拓宽做着多渠道的努力,他们投资的勇气和(承担的)风险完全不比终端经营者小,我作为导演为这部电影呼吁,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将来还有很多更年轻的导演,那些导演怎么办?他们有更原始、更生动的创造力,怎么激发出来?他们能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吗?这是文化生态问题,怎么让中国电影真正达到更繁荣的状态,而不是将产品换成钱就能繁荣了,不是这样的。

 

问:您认为文艺片的市场空间如何才能拓展出来?

王小帅:我觉得影院和内容提供方要抱成团,一块来开拓市场,不是说市场什么电影最卖钱,我们就拍什么、排什么,这样就固化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些非主力观影人群重新拉回到影院,无论对于内容创造还是市场开拓都是有好处的。不至于说只有电影迎合市场才能成功,而其他电影空间没有了。

问:您在《闯入者》上映以前是抱有很高期待的?

王小帅:因为我对电影有信心。我觉得这是好电影,也是好看的电影,而且我相信只要观众心是坚强的,就能承受这种情感上的碰撞,不是让你遭罪,是让你碰撞,让你感到震动。我觉得这也是好看的电影的其中一种,给你视觉、听觉上的感官刺激,让你笑、让你震动,在相对严肃、悲剧的气氛中让你升华,两种精神上的享受是并存的。

之前的成功案例也给了我们信心。前年票仓还没那么大的时候,有过《桃姐》,最近有过《白日焰火》,都是以前我们认为没有观众的,但结果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本来我们是寄希望于《闯入者》在大好的趋势下能延续这样的状况的。很多事实证明,不是说中国的观众就接受不了不同内容的东西,我是相信观众的,特别是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许多国外电影他们随时可以看到,慢慢地已经培养起具有鉴赏能力的观众了。

 

问:我们看到您这次也在做商业化的尝试,比如用悬疑类型去包装一个悲剧性的现实题材故事。

王小帅:这个电影本身就具备心理、悬疑的基础,即使不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把故事讲好也是最基本的。故事讲得很精彩,观众看完以后觉得值,这也是我作为创作者的基本要求。现在有一种观念,觉得讲故事已经不重要了,有几个明星包装一下,就能有市场,这种观念的传染长久来看对电影是没有好处的。

我始终相信,导演就像手工艺人一样,首先要把东西做好,就像祖祖辈辈传下来做手工鞋的意大利皮匠,他做的鞋不可能没有纳好,让人家穿几天就烂了,他坚信他的鞋质量就是好的。但是整个社会的氛围也要慢慢相信这样的东西是好东西,要不然大家会觉得你还在那里一针一线地纳鞋,但外面都已经机械生产出几百双了。我认为一个电影用这样手工匠的方法也可以呈现一个精彩的故事,不是非得吃快餐品,电影不是非得那么拍才对。

 

问:有一个影评人提出,《闯入者》的结尾让他不满足,影片揭开了时代的疮疤,让人直面残酷,但是这个主人公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如何平复这个伤疤,却没有提及,影片以一个悲剧的结局戛然而止,让人感觉比较压抑。

王小帅:仁者见仁,每一个人看完都有一个解读。我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就像一个医生,你得开刀,得让他真正地疼一下,真正地查出病根子,才能得到真正的健康,留下一个疤都没关系。而不是说你不把疤弄好,只是在外面抹一抹化妆品,假装看不见,但它对身体的影响还在。实际上心灵鸡汤式的抚慰可能力度也不够,为了让你高兴粉饰一下,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觉得现在的大趋势下,心灵鸡汤过多,粉饰得过多。

 

问:就您的个人体会而言,现在的环境跟十年前拍电影相比,给予导演的创作空间是否有改变?

王小帅:我认为目前的状态有点 “去导演化”、“去创作化”的趋势。那么多跨界的人当导演,上手就非常成功,慢慢电影就会变成现在流行说的产品经理,这对以前导演的概念确实有所冲击。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觉得过去的创作更能给人热情、激动和感动。你要想保持这些东西,就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如果很合时宜、与时俱进地去转变思路,原先人们对电影的崇拜热爱,对情感、现实的关注,如今正在慢慢退让给市场,确实就能感受到导演的创作会慢慢地消耗掉,创作的出发点就变了。

我们这一代导演过去面临的困境是,市场还没有打开时如何吸引别人注意,如何拍出好电影,甚至包括过去中国电影体制问题的勾连。现在除了过去的问题还在,又增加了更大、更无形的压力,那就是票房压力。现状的改变,最终确实要靠成功案例来推动,只有这样才能慢慢改变院线对这类电影的看法。当真正把片子交给观众、市场,每一个片子的命运就会不同。

 

问:感觉现在“第六代”这个叫法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第七代”也不成气候,是不是那种“集体”的状态就不再存在了?

王小帅:在“第六代”出现之初,我就说过这个事情。“代际”应该是真正的文化现象产生之后提出的,而不是预估它的出现。后来大家叫过一阵“第七代”、“第八代”,我是站出来反对的。不能因为过了十年或者过了五年就必然出一代。将来的社会是个人去追求自己的品牌,追求自己的目标,呈现自己的成功,不会过多地再说“代”这个问题,大家都把自己做好就行了。但是现在已经出现的一个词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叫“粉丝电影”。我觉得这确实是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现在电影的形态。

问:您怎么看现在青春片的流行?

王小帅:我觉得描述青春题材的电影按照常理应该是时时刻刻会出现的,它不应该是一个现象。因为每一拨人都在成长,现在年轻的“90后”,再过一些年他们三四十岁了,当他们拿起摄影机或纸笔,那他也有关于青春的记忆在里面。如果说《十七岁的单车》以后有一拨接一拨的青春片出现,这是正常现象,只是问题是跟风现象严重,比如现在是一窝蜂的青春片,是不是就忽略了别的电影了?所以说这种现象是值得思考的,需要建立一个市场调节的机制。

我作为一个导演无权评判现在青春片的好坏,只是个人喜好问题。“90后”、“00后”有他们的观赏习惯,他们就喜欢某一种状态,你是没有办法去评判的,应该有更多的社会学家、知识分子、政治家来对整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剖析才对。

 

问:您会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吗?

王小帅:我觉得说这个话立足点是不对的,“生不逢时”是从成功学、结果论来假设如果。恰恰相反,我认为我可能正“生逢其时”,我可能就是必须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那才是我,要不然我跟这个市场走,就不是我了。我很幸运的是我所有的创作经历,都经历着中国的变化。而且我们也潜移默化地为文化做出了贡献,这种贡献不是票房上的。从一开始大家的不理解和指责,跟当时的政策违背,十年以后现在不就开放了嘛,相对自由了,这都是我正好经历的变化。

现在我们有幸又经历大的市场浪潮,以票房论成败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又恰好还在保持创作,还是里面的一份子。在别人看来这么不合时宜的一个人,别人看来你很蠢、很笨、很傻,但这样的组成才有趣。我真的觉得,有了王小帅,大的局面才会有趣,不然就很没趣。

 

问:从早期拍片到现在面临市场大潮的冲击,为什么您一直选择做一个“叛逆者”?

王小帅:我觉得旁观是很重要的生存方式。作为个体旁观时,你就多一些理性,多一些冷静,因为所有的狂热你都不属于那里。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怪罪的,因为自己至少还在拍片,对自己来说还能交代得过去。从第一部片子到现在,自己拍片的动机和热情没有改变,这点对我来说很愉快。而且这一路有很多人拔刀相助顶你,让你不至于停止前进。所以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到很多人其实内心的火种没有熄灭,如果我还能拍片子,说明那部分人是在的。

 

(覃柳笛系《影博·影响》影评人俱乐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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